死了第二次的少女

死了第二次的少女

2013年12月12日    陳家如（醫師）

　一個老母親悲痛欲絕，哭的好傷心，她的女兒開刀後，痛得哀號了八個小時，九度向護理站求救，值班的主治醫師沒有回應，實習醫師在電話中隔空開藥。而這位患者的媽媽，當場眼睜睜地看著愛女，氣絕身亡。

  在二十九年前的美國紐約，有一個Libby少女的爸爸，一樣哭乾了淚。

  他年僅大學一年級的女兒Libby Zion發燒與抽筋送到急診，第一年住院醫師與實習醫師給予了她止痛與鎮靜的藥物。然而少女Libby病情未好轉、更加躁動，護理人員在電話中向實習醫師報告，因為實習醫師正忙於處理其他十幾個病人，在沒有親自去看病人的狀態下，他決定給鎮定劑控制少女的躁動。然而隔天早上，少女的體溫升至42.2度C，心跳停止而亡。

  事後少女的父母調查死因，發現沒有親自看病人的實習醫師，完全忽略少女正在服用的憂鬱症藥物跟一開始給的止痛藥物，竟然有致命的藥物交互作用！而負責的主治醫師不僅沒有親自去看病人，也沒有給這兩位正在訓練的年輕醫師，足夠的監督、教學與指導。更可怕的是，這兩位醫師竟然還在工作時間過長、病人量又過多的疲憊狀態下，失去耐心地透過電話隔空開藥，錯失了詳細詢問少女用藥病史的時機，一條寶貴的生命就這樣無辜喪失。

  Libby的爸爸在極度憤怒下，努力推動了怠惰的政府一連串的立法。後來終於誕生了Libby Zion法案。法案中的精神確保病人是在足夠的醫護人力下受到治療，不只增加了主治醫師對年輕醫師的監督、也限定了醫師的連續工時不可過長。

  是誰殺死了Libby Zion少女？是整個醫療教育的體系。然而，少女卻在台灣，死了第二次。

  病人需要給富有經驗的醫師治療，這些年輕的實習醫師們，需要獲得足夠的主治醫師之監督，而在台灣醫療人力不足的狀況，卻把這些徒弟直接推向當師父，簡直是每個醫師與病人的噩夢。根據調查，台灣的實習醫生一週至少工作八十七小時，超出適當工時一倍多，實習六個月後就開始出現憂鬱及心血管的毛病，顯示壓力沉重，這是因為實習醫生自知能力不夠，卻必須照顧病人，等同把病人推向危險深淵，更是另一種醫療暴力。

  在台灣死去了一個病人，我們努力抓出一個犯罪的女巫來燒死，以儆世人，就以為再也不會發生遺憾了；在美國死去了一個少女，卻讓美國誕生了一個偉大的法案。美國從此減少了無數家庭的破碎；而台灣，許多悲劇還在未來，蠢蠢欲動。